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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产为什么要铸刑书,阳儒阴法

文章作者:世界历史 上传时间:2019-12-23

我们首先要感谢人大国学院提供这么一个平台,可以和大家交换意见。现在我只能够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,“儒法治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”做一些总结。好些人都在讨论儒家跟法家对立的问题、儒家跟法家融合的问题。在这里,我想提一些观点,让大家来理解,儒法两家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情况。

编者按

关于法家的开端,虽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李悝视为法家的第一人,但是中国的法家最初应该是从子产铸刑书开始的,因为那时候有了公布法。为什么这么讲?子产之前的时代是不是有成文法,是可以有争论的,但是有了公布法之后一定是成文的。叔向批评这一个公布法叫做“民知有辟”。如果它不是成文并且公布的话,百姓怎么知道呢?“民知有辟”,“辟”就是罪,百姓知道犯了罪就会被处罚。于是,“不忌于上”的重要观念出来了,“不忌于上”就是罪刑法定。所以,子产铸刑书,中国的法律思想就已经有了罪刑法定的观念。不但罪刑法定,而且还可以互相打官司,百姓可以不接受控告,也可以不接受裁判,还可以打官司。邓析很擅长打官司,成了名家的第一人,甚至“欲胜则胜之,欲败则败之”。子产铸刑书,在中国法治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。法家在先秦时期已经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。韩非子讲到法律必须是“不游意于法之外,不为惠于法之内,动无非法”。太史公也讲法家是“君臣上下,一断于法,而尊尊亲亲之恩绝矣”。这表明,从宗法封建制度以来的价值伦理观断绝了。

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春秋战国时期,儒家和法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农家、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、相互激荡,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,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,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。”

子产为什么要铸刑书?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,他说“若吾子之言,侨不才,不能及子孙,吾以救世也。”如果不立法,他没有办法来统治国家。原因在于,铁器与牛耕的出现以及人口膨胀,导致劳动力剩余,于是许多井田农便跑到了“国”里成为游食之民,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。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统治国家?原来的宗法封建的人治不能再起作用了,所以只有实行法治。

多向多元而一体,是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。今天我们倡导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,应有之义就是全面开展对诸子各家的研究,推动出现一个新诸子时代。在此基础上我们期待通过会通融合,构建起多元一体的当代中华文化。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的“由礼到法——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”学术研讨会上,许抗生、王晓波先生对法家的思想价值、历史地位发表了看法,提出实事求是看待法家的主张。本刊现整理发表,以飨读者。

由于近代西方的一些法治的观念传到中国来,很多人便认为中国没有法治,只有人治。但是,子产铸刑书,其实就是认为人治不行,必须要法治才能够治理国家。子产铸刑书之后,形成了中央集权。中央集权制度之下,法律是国君制定的,这样就把贵族对于人民的统治权,抓到国君的手里了。如果不能够法治的话,国家没办法统治,所以子产铸刑书之后,晋也铸刑鼎。有学者在讲法家起源于三晋,应该不是很准确的。法家要讲最早的话,应该起源于郑,从郑国子产铸刑书开始,然后才有晋铸刑鼎。当时的法治,当然不是今天的所谓的民主法治,而是帝制法治。帝制法治,你不能说不是法治,而且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人口众多,人治肯定不行,必须实行法治。所以中国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所谓的“国有国法”。

大部分学者都认为,大概从太史公开始,至少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,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。这是个天大的误会。儒家主张封建,秦汉以后有没有封建?儒家主张井田制,秦汉以后有没有井田制?都没有。萧公权就认为,儒家讲仁义道德,法家讲制度,秦汉以后整体上都是法家。所以我在《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》一书的看法是“阳儒阴法”。伦理学是儒家,政治制度是法家。这是很奇妙的结合。“阳儒阴法”的制度,两千多年历朝轮替,但这个原则始终没有改变。

但是中国的法治跟到西方以宗教为背景的法治不一样,中国的法治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。所以,从法治赖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讲,中国古代的法治远远进步于西方的法治。西方古代的法治还停留在神学阶段,中国的法治已经超过了神学的阶段,它是天理、人情、国法。法律不能够违反自然的规律,不能违反人情。所以,中国法律的根据在天理、人情。总而言之,道生法,法是来自于道。当然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,怎么知道这个是道,那个不是道呢?古人给出的途径就是“体道”,那就要看立法者有没有那个聪明智慧。

有人认为,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,但社会的有序性是最好的。美国的民主制度200年,中国的“阳儒阴法”却已2000多年。秦亡看似法家思想的缺点,但我认为秦之所以灭亡,是因为其实际行为超越了法家思想的界限。韩非子曾说:“凡治天下,必因人情。”因为下雨迟到就要杀人,这符合人情吗?这是违背人情的,不合人情的。秦始皇迷信法治,而法家是根据现实而制定法律的。不是法家有太多的问题,是秦始皇的政策问题。因此,历代学者对法家的看法,大部分我是无法接受的。首先,中国社会是“阳儒阴法”,并非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“独尊儒术”。其次,从胡适之到郭沫若,他们都认为韩非子主张性恶。然而在我看来,韩非子根本不认为有先验的人性论。性恶也好,性善也好,这些都是天生的、先验的人性论。韩非子所讨论的始终都是人情,而非人性。好利恶害是人情,不是人性。我无法接受性恶论、性善论的说法。另外,一些学者,包括陈启天在内,都认为法家是从管子开始的。我不同意这个看法,因为管子没有铸刑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李悝作为法家第一人,我也不能同意。

法家有一个东西都被大家误解了:法家讲无为,跟黄老一样。无为是什么意思?其实道家所讲的无为,我觉得最贴切的说法就是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”,万物之自然是客观,那么不敢为是主观,所以才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无为是主观,不要用我的主观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,而要根据客观的规律和条件,根据科学方法办事。所以中国的这种思想,是相当先进的,我们应该要有一点民族自信心。

我认为无论从事迹还是思想来看,子产才是先秦法家的先驱、第一人。首先,如果没有公布法,就没有法家。其次,法家所主张的两点:人情好利、严刑峻法。这些都是子产的主张。所以我认为法家是从子产开始的。这次会议交给我们的题目是“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”。我想起子产给叔向的回答:“侨不才,不能及子孙,吾以救世也。”救世,这就要求变法。所以,法家的思想,就是从“吾以救世”开始的。所以我也许会与传统学者唱反调,不但以子产为法家的第一人,而且认为子产开启了法家的政治和政策。请注意,我这里没有用“法家思想”,而是说法家之治。在全世界范围内,大家研究政治思想都要研究其经济背景,而这正是唯物史观。

我们再来看儒家和法家的关系,子产死的时候,郑人如丧亲戚,孔子曰“古之遗爱矣”。子产不仅仅铸刑书,而且还主张严刑峻法,也认定人是趋利避害的,这完全是法家的三大基本主张。但是孔子却肯定子产。前期法家人物还有李悝和吴起。李悝是子夏的学生,吴起是曾参的学生。子夏、曾参统统都是儒家。还有最后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,以及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李斯,都是荀子的学生。另外,以商鞅来讲,大家都以为商鞅只是法家而已,但是据《史记》记载,商鞅首先说秦孝公以“帝道”,“帝道”是什么?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古代民主,在《礼运·大同篇》。第二是说秦孝公“王道”。今天会议也有人提到王道是什么,我们也搞了很久才搞清楚,后来读到《汉书·食货志》,才具体知道“王道”是什么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里面讲到“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,急耕战之赏,虽非古道,犹以务本之故,倾邻国而雄诸侯,王制遂灭”。简单的讲王制就是宗法封建制度,王制就是文武之道,王制就是周公之道。宗法封建制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,也由于它自己本身的逻辑规律开始分解。我们现在还查不出来申不害和慎到是否与儒家有关。其他的先秦的一些法家都跟儒家有关系。那么跟儒家有关系,而且师承儒家,这样会不受到儒家的影响吗?

子产为何要变法?子产的变法并非无缘无故,其所在之世已经维持不了了,所以他要救世。他所在之世为何维持不了了呢?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。首先是农业的问题。上海博物馆挖出一条铜牛来,铜牛鼻子打洞,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在农业中使用畜力。在此之前,生产工具非常简陋,如贝壳、石头,因此,耕田需要大量的人力。正如《诗经》所言:“十千维耦。”要动员如此多的劳动力,只有通过政治手段。因此周初以来的封建制度,实际上是封民封土。君子居于国中,而民居于野。以鲁国而言,被封之民为殷民六世。因此,只有了解这个背景,我们才能够了解孔子在《先进》篇中所言“先进于礼乐,野人也;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”的深刻含义。以今天的思维来看,我们很难理解孔子的这个观点。但是,这里所讲的“野人”,实际上就是殷民。孔子也讲得很清楚:“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”所以,所谓“先进于礼乐,野人也”,其实也就是“先进于礼乐,殷人也”;“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”,其实也就是“后进于礼乐,周人也”。所谓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实际上就是周丧失了礼乐,就到野中求之于殷人。在农业具备了牛耕和铁器的条件下,就不需要动员庞大的劳动力来开荒。但是,新的问题产生了,即人口数量的几何级膨胀。正如韩非子所言:“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。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,故民争,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。”耕地的数量有限,无法满足大量人口的生存。面对这一压力,人们只能选择“辟草莱”。而这一选择,逐渐地动摇了井田制度。这样,我们就读懂了孟子的言论:“善战者服上刑,连诸侯者次之,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孟子之所以反对开荒地,是因为其动摇井田制。随着人口的增长与“辟草莱”的发展,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不缴税、不纳粮的私田农。随着时间的发展,鲁国开始实行“初税亩”,即向私田农收税,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。相应地,私田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同时,另一部分面临生存危机的人则到了国中,成为国人,给国都政治带来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,子产颁布了刑书。刑书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清楚,但我们知道一个反面教材,即晋国大夫叔向对刑书的反对。叔向认为:“民知有辟,则不忌于上,并有争心,以征于书,而徼幸以成之,弗可为矣。”人民热衷于争讼,名家也就随之而生。后来晋国铸刑鼎,孔子也加以反对。然而,法治的思想依然在不断地发展。

但是,先秦法家不主张宗法封建制度,而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。这套新的制度有几个特点:第一个公布法,第二个中央集权,第三个私有土地制度破坏井田。我们昨天也提到商鞅在秦变法,其民大悦,太史公所描述的如果是事实的话,中国什么时候做到了商鞅治秦时的情况?何况刚才也有人提起荀子到了秦,恭维秦恭维得一塌糊涂。商鞅后来虽然被车裂,但是商君虽死,商鞅之法未变。商鞅的法从哪里来?李悝在魏国变法的时候,商鞅就在魏国。商鞅到秦,也把李悝的《法经》带到秦国。商鞅变法,便有了秦律。后来萧何进咸阳城什么东西都没有拿,就是抱了一车子竹片出来,把咸阳城交给项羽,那些竹片是什么?秦律。后来萧何改秦律为汉律,一直沿袭下来,到大清律典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,其实在制度层面,秦汉以后2000多年实行的都源自法家。儒家所主张的井田制度几乎从来没有恢复,封建制度也几乎从来没有恢复,我为什么只讲几乎没有讲完全,因为中间历史的过程中还有过一段插曲。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制度,而且也都是法治,还有私有田制,这几点都是法家的主张,而不是儒家的主张。儒家的主张是什么?宗法封建制,还有井田制。在秦汉以后整个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上,几乎没有出现。中国的伦理学道德观念是来自于儒家,制度与实践层面实行的东西其实是法家。这也是儒法结合的政治制度。

子产之后,又有李悝、商鞅、韩非等人。商鞅至秦国而变法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说。道不拾遗,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乡邑大治”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商鞅被车裂。商鞅与吴起都因损害贵族利益而身死。吴起死后,变法不存;商鞅虽死,而商君之法仍存。随后,沛公入咸阳,萧何“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”,形成了汉律,一直沿革到了《大清律典》。我们可以看到,法家之治的形成,其来有自。更有汉宣帝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”之言,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向来是“阳儒阴法”。这也相应地佐证了中国的法家之治起源于子产,而子产的思想又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息息相关。

如何看待宗法封建制度?我赞同冯友兰先生的“抽象继承法”。后来2000多年所讲的仁和先秦所讲的仁并不相同,讲的义跟先秦所讲的义也不相同,甚至于到了民国成立之后,我们也还在讲。习总书记讲的忠孝仁爱,讲的中国传统文化,与孔子讲的也不一样。我们继承了这一些抽象的概念而落实到现在的现实。当时冯友兰先生被批得一塌糊涂,今天我也为冯友兰先生做个平反。

我觉得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,就要有民族的自信。世界上有大陆法系有海洋法系,现在我们海峡两岸都不是大陆法律、海洋法系,那么我们自己的法系在哪里?其实中国也有一套法系,那就是中华法系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势必要复兴中华法系。所以我非常支持国学院成立法家学会,推动当代法家学说的研究。我觉得法家研究也应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尽一点力量。儒法治道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,也正在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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